西藏问题的实质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若干世纪中，在西藏从未有过什么“独立”的问题。直至20世纪初年，藏语中也没有“独立”一词。

　　作者：郗萱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若干世纪中，在西藏从未有过什么“独立”的问题。直至20世纪初年，藏语中也没有“独立”一词。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却发生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其实质是什么？

　　一、所谓“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近代史上，西方列强首先是英国在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南沿海的同时，也把西藏作为侵略中国的突破口。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十年(1904年)前后，英国曾两次大规模武装入侵西藏，遭到包括西藏广大爱国僧俗在内的我爱国军民英勇抵抗。但由于清中央政府的腐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英国和沙俄为了各自的利益，暗中以我国西藏为砝码进行秘密政治交易，于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所谓的“西藏问题”。说到底，就是图谋制造西藏“独立”，分裂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藏语词汇中，还没有“独立”这个词。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势力趁清朝中央政府的虚弱，开始阴谋瓜分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为了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88年、1903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西藏军民奋起抵抗但遭失败。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一度攻占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但由于清朝政府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清朝驻藏大臣不予签字，条约无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英国乘中国政局混乱、中央政权变更之机，加紧了侵华阴谋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密谋策动西藏“独立”，妄图分裂中国。1912年8月17日，英国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五个条件：1、不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不得改西藏为行省；3、中国不得无限制派军队驻藏；4、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并以此作为(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条件；5、在订立新协议前，封闭一切经印度通西藏的道路。随后，又向中国施加压力说，如不接受，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外国政府公然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分裂中国西藏的“外交”文件。民国政府外交部于当年12月严词驳复，严正指出：“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

　　1913年10月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了所谓的“三方”会议，史称“西姆拉会议”。会议之前，英国频频与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密谋。英国代表团顾问(时任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柏尔多次进藏，唆使西藏地方当局在会议中按其计划行事。后来柏尔在其所写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全盘托出了他与达赖方面拟议的图谋：“达赖所欲定之条款如下：(一)西藏自理内政；(二)自理外交，遇重要之事，则咨询英国；(三)中国大臣或其他中国官吏及中国军队不得驻扎西藏，但许中国商人往来贸易；(四)所谓西藏包括雅龙(即瞻对)、德格、巴塘、里塘以至于打箭炉一带地方。”其核心就是西藏“独立”。解决“方式”上，包括“内政自理”，扩大西藏范围(即“大西藏”)等。现在达赖喇嘛等人宣扬的“高度自治”“大藏区”等“西藏独立”的变相说法，其源盖出于此。

　　史料记载，西姆拉会议一开始，西藏地方的首席代表夏札就公然抛出了与英国密谋的六条：1、西藏独立，西藏不能承认1906年的中英条约(按：1906年中英条约承认中国在藏享有主权)；2、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3、1893年和1908年的印藏通商章程应由英国与西藏当局修改，中国中央政府不得预闻；4、华官华兵不准入藏，也不准在藏居留，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5、中国须承认达赖喇嘛为蒙古及中国佛教的教主；〔此项是有误的，据英方记载为西康所有的寺庙僧官(堪布)皆应由达赖喇嘛派人掌管〕；6、赔偿西藏各项损失。

　　这是旧西藏地方当局在外国侵华势力唆使下，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和扩大西藏范围(即‘大藏区’)。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奉命严正批驳。英国首席代表麦克马洪佯装调停，变换手法，抛出内、外藏计划，把中国领土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划分为内藏、外藏，并提出，在内藏中国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则由藏人“自治”。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就是在中国西藏的辖地中间画一条线，作为印藏边界线，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与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搞的一个密谋，一场卑鄙的政治交易。中国政府代表据理驳斥了内、外藏计划。

　　英国为了达到分裂中国、谋取最大政治利益的目的，又提出了所谓调停草案11条，其主要内容如下：1、外藏实行自治；2、中国在外藏不得派驻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但中国仍可派大员带有卫队驻扎拉萨，卫队人员不得超过百人；3、1893年和1908年的通商章程作废，西藏政府允与英国政府议订通商章程；4、西藏按所附之地图划分为内外藏。表面看起来，这与西藏地方当局提出“独立”计划有所不同，从字面上把西藏“独立”变成了“自治”，但实质是一样的，其实质就是现在达赖集团提出的所谓“高度自治”。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还偷偷把划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这个草约的附图，密谋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签字。而在谈判桌上，则偷梁换柱，另换地图，蒙骗中国中央政府代表。

　　由于中国政府多次公开反对，英国又搞了一个附件，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企图以此引诱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条约草案上签字。由于严重损害中国权益，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始终拒绝签字，民国政府也多次发表声明反对。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公开声明所谓“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多次严正声明，说明它们是非法的。

　　英国并不甘心阴谋的失败，以威胁利诱等手段在西藏培植亲英势力，并支持擦戎等亲英分子图谋政变，全面夺取西藏地方政权。由于阴谋泄露失败，后又唆使藏军武装内犯，抢占四川、西康大片地区，妄图武力实现其在西姆拉会议上受挫的扩大“西藏范围”的图谋，充分暴露了这一阴谋的罪恶目的，这就是一举囊括我西藏及甘青川滇等广大藏区，制造所谓的“西藏国”，使之变成它的殖民地。这就是“大藏区”的本质所在。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西藏爱国僧俗人士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川军反击，使这一图谋又成泡影。

　　1947年3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印度政府为达到分裂中国西藏的目的，特秘密邀请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参加了“泛亚洲会议”。英帝国主义在会上作了精心布置：一是在悬挂的亚洲各国国旗中把所谓“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的国旗，与亚洲各国的国旗并列悬挂，并让西藏的参会代表坐在只有主权国家代表才能坐的主席台上；二是在会场悬挂的亚洲地图上，竟然将西藏地区划出了中国的版图。企图造成西藏已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假象，强迫中国政府默许。但经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严正抗议，会议的主持者才不得不予以纠正。1947年5月7日，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热振活佛，制造了举国震惊的“热振事件”。

　　1947年10月24日，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为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派以孜本夏格巴等六人组成的所谓“商务代表团”，先后到美、英等国进行考察，欲以商务为先导行政治外交之实，宣扬“西藏独立”。但在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下，这场闹剧以碰壁而草草收场。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立即撤除，并命令驻藏办事处、学校、电台、医院等人员于二周内一律离开西藏，蓄意制造了“驱汉事件”，历史上也叫“七·八事件”。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初，在英美指使下，不甘心失败的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组织非法的“代表团”到英、美、印度等国表演“表明独立”的闹剧，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呼吁书”。美国则指使中美洲的小国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这理所当然遭到新中国的痛斥和有力回击。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叶。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他对西藏进行了4年的秘密“调查”。洛克希尔仅就自己收集的有限资料写了很多游记和论文，如《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西藏》、《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属地”。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42年8月，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1947年更名为中央情报局)的两名军官伊利亚·托尔索伊上尉和布鲁克·杜兰中尉带着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抵达拉萨，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建立联系的秘密访问。他们答应帮助西藏人解决无线电设备，发表同情“西藏地位”的言论，建议让西藏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以便借机让西藏正式宣布独立。两位美国军官回国后曾建议向西藏提供三部全套轻便易运的无线电台，以便西藏建立连接昌都、甘托克、那曲、错那和日玛等沿边地区的通讯网。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赞成托尔索伊的建议，并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献策：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影响渗入西藏的一个开端。最终，美国政府对此项建议采取了双重政策，其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并直接与西藏噶厦建立了‘官方’联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政府，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战略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提醒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炮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只是这种关系(与西藏)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

　　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位资深的外交家、老谋深算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洛伊·亨德森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并通过驻印使馆加强了同西藏噶厦的联系。1949年1月5日，亨德森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他的建议得到了美国驻华、驻苏使馆的呼应。并由此在美国国务院引起了对“西藏地位”问题的大讨论。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提出：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为此美国要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美国国务院最终接受了培根关于“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开始考虑“西藏独立”的可行、合法、永久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高层一些人认为，“美国应把西藏看成是独立国家”，以便把西藏当成“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此后，美国官员频繁接触“藏独”分子包括达赖的兄长，磋商由美国提供“帮助”的问题。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6月25日朝鲜内战的爆发，美国决定立即援助噶厦以防止西藏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3月，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与西藏上层人物夏格巴首度接触，密商美国提供武器事宜，决定将武器储存在锡金、尼泊尔、不丹靠近西藏边境地区，以便藏方随时取用。5月，美国与印度达成协议：美国将大批援藏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及弹药等在印度加尔各答卸下，免受检查，经由大吉岭由美士兵武装护送运往西藏。(“新华社引印通社新德里5月11日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78-379页。)11月15日，在美国的指使下，拉美小国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在签署《17条协议》的第二天，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斯蒂尔(Steere)在新德里秘密接见了急于寻求美国帮助的夏格巴等人。随后，美国国务院表示，西藏的呼吁要增加“西藏与北京谈判”详情以及有关“共产党对西藏地位构成威胁”的新内容，西藏不要等待联合国的邀请再提出呼吁，而应该不断向联合国提出要求。美国仍会发给西藏代表团赴美许可证，并建议达赖去印度或锡兰避难，因为这可能会对西藏的“自主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会尽力帮助西藏人解决财政问题。艾奇逊指示亨德森做好下列工作：使达赖重申其被迫接受有损自治的条件“是对方强加的”；对达赖许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诸方面将予以充分的关注”；向达赖声明：“只有西藏人自己真正作出努力并进行坚决的抵抗，援助才能奏效。”(美国国家档案，793B.00/5-2951)从1951年夏季开始，夏格巴、土登诺布和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频繁往返于西藏、噶伦堡和美国之间，开始了阴谋策划反对《17条协议》、策动西藏叛乱、驱逐西藏中央政府权力机构、实现“西藏独立”的计划。美国驻印使馆从加尔各答领事馆派副领事撒切尔(N.G.Thacher)赴噶伦堡，与夏格巴等人秘密会面，积极参与谋划活动。撒切尔告诫夏格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在这之前要公开否认《17条协议》”。与此同时，美国驻印使馆已经为夏格巴、土登诺布等人设计了一个挟持达赖喇嘛出逃的具体方案。9月17日，美国驻印度使馆将一份亨德森签字的文件通过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尼恩转交达赖喇嘛。文件所示，“美国认为，必须把抵抗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当作长期性的问题来看待”。美国将“准备对现在和将来抵抗共产党入侵西藏的行动给予支持，并且提供切实可行的物资援助”。“美国向您提供上述援助和支持的前提是您离开西藏，公开否认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缔结的《协议》，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对共产党方面与美国合作”。

　　1952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艾利逊和官员埃克威尔、南亚司代理司长威尔、远东司中国科科长帕金斯与官员安德森等人，在华盛顿接见了土登诺布，鼓励土登诺布“不要对反对共产党中国的事业失去信心”。在其亚洲冷战的总体战略中，美国把中国列为冷战的主要敌对目标。据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开始了秘密地下援助“藏独”行动。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报网。

　　1955年春天，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下属机构开始在噶伦堡城郊征募西藏士兵，并先后在台湾、冲绳群岛、色斑岛、关岛等地秘密进行训练。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后，3月17日夜，达赖集团叛逃祖国。“一路上，曾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紧紧相随，把达赖喇嘛的行程随时报告给华盛顿。”(于力人编著：《中央情报局50年(下)》，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1960年前后，西藏反叛势力把游击活动根据地从西藏境内转移到尼泊尔的木斯塘。为了直接领导和援助游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设立了指挥部，还在尼泊尔成立了名为“亚利桑那直升飞机”的航空公司，以便提供武器和粮食。1960年11月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帕森斯(Parsons)接见土登诺布，向他转告美国的新决定：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支持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西藏地区人民自决权，进而脱离中国。这样，达赖喇嘛等“藏独”势力便以西藏“人权问题”为中心在联合国挑起了反对中国的斗争。在第14届(1959年)、第16届(1961年)和第20届(1965年)联合国大会上，在美国的幕后鼓动和操纵下，三次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都把西藏列入自决权范围。

　　美国西藏政策是在继承英帝炮制的意在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所谓“宗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西藏政策基本定位，成为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支持达赖分裂势力的“藏独”活动，反共反华，遏制中国。

[Page]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活方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等，奉为唯一正确的标准，而把其他国家的一律看作“异端”，并不惜一切手段，企图按照他们那套东西来“改造”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问世后，他们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立即组织“围剿”；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更使他们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试图加以“绞杀”。这种“反共”思想意识成了西方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心结。冷战思维顽固地存在于这些人的头脑中，继续以意识形态判断一切，支配他们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西方反共政客就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谩骂、诬蔑和攻击。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底就明确作出判断：“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始终不忘插手中国西藏事务，一直将所谓“西藏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和对付社会主义的手段。在它们反华反共的国际战略格局上，西藏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分裂分子一有风吹草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就要兴风作浪，采用种种手段对西藏进行渗透。拉萨和其他地区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本质是由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煽动，有组织、有计划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目的是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当地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它还是国际反华势力教唆、怂恿、纵容的结果，是国际反华势力“反华大合唱”的一个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崛起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它宣告西方文明的衰弱，中国成为落后国家走向经济繁荣的傍样，这意味着21世纪西方一统天下的世界产生最根本的变革。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加速了国际旧秩序的瓦解，加剧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特别是中国在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这更让那些只想继续以世界领袖自居的国家，那些依靠制定“规则”、“规定秩序”得好处的国家感到了芒刺在背。它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意识形态与之完全不同的大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不愿意看到它们的世界领袖地位受到丝毫的挑战，不愿意看到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丝毫的损失。所以，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制造麻烦。它们一方面在口头上高喊要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中国当作它们倾销商品的最广阔的市场，当作资源供应最可靠的基地，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好处。另一方面，又在中国的发展上和中国的崛起上系上绊索，不断通过各种手段，通过它们制定的各种规则来约束中国的行为，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加紧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活动。

　　西方舆论歪曲造谣，并鼓噪“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在中国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的事实把它们驳倒以后，西方的新闻媒体及部分政客、文人又开始炮制“中国威胁论”，掀起阵阵反华浪潮。1992年以来，大量的著作、文章、讲话极力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等，把中国描绘成“中国是前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的统治地位是天经地义的，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与发展则是最大威胁，正如1997年2月美国出版的名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所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比苏联共产主义更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威胁着西方和亚洲”，自然也就成了美国称霸全球的巨大障碍，只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天下才会太平，威胁才能消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炮制“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是丑化中国的形象，并借此破坏中国的周边环境，煽动西方以及对中国怀有戒心的国家与地区共同“遏制”中国，最终“分化”、“西化”中国。近年来“遏制论”不断抬头。事实证明，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不会放弃对中国的“遏制”。

　　1987年9月27日，西藏拉萨发生骚乱。西方某些势力立即对骚乱进行了积极支持，有的国家的国会还出台了支持拉萨骚乱、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议案(美国国会是支持达赖的急先锋，1983年至今，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有关西藏问题决议案达20多个，并且多次举行听证会。)西方媒体也对拉萨骚乱进行了大量宣传，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西藏“热”。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始终明里暗里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改变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遏制中国发展的需要，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将达赖包装成“非暴力主义者”、“宗教领袖”和“人权卫士”，利用达赖做政治筹码，极力炒作“西藏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破坏文化传统”等等，妄图利用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将“西藏问题”国际化，为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提供国际支持，暴露了其在“西藏问题”上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进行了大量不实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也迅速表态，它们对达赖集团策动的拉萨“3·14”严重暴力事件践踏人权、危害社会的暴烈行径视而不见，却通过种种卑劣手段来不断制造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氛围。它们对“藏独”分子及其支持者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违法行为毫无谴责，却对中国传送火炬、护卫火炬非难不断。一些视中国和平发展为自己利益威胁西方反华势力代言媒体更是歪曲事实，公开达赖分裂祖国叛国行径，个别媒体更是连起码伪善面具都顾不上戴，赤裸裸地用种族主义言论肆意侮辱和诋毁中国人民。美国CNN、福克斯、英国BBC、德国NTV等一些“大牌”的国外媒体，推波助澜，歪曲事实，掩盖真相，袒护“藏独”分子，恶意攻击中国政府和人民他们倒行逆施，激起了包括广大海外爱国华人在内所有中国人民愤慨。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中，西方媒体表现出三大鲜明特点：一、传播异常迅速；二、反华立场出奇一致；三、制造假新闻的手段十分离谱。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报声称，在北京奥运来临之际，各国正注视中国，世界各国领袖要对中国施压。德国绿党主席罗特说，抵制奥运的威胁能给中国造成强大压力。甚至一些政客也不断参与其中，为“藏独”势力分裂中国的主张和行径张目，发起抵制北京奥运会的种种动议和所谓决议。境内外某些“精英”也借机鼓吹所谓“人权”，煽动解体中共。他们一唱一合，遥相呼应，意在诋毁中国形象，破坏北京奥，以此对我施加政治压力，以放大他们的政治诉求，达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目的。

　　今年3月21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专程赴达兰萨拉会晤达赖，以示“声援”；4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会见达赖，并撰文造谣“西藏事件反映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西藏宗教、文化和其它自由的压制”；4月23日美国另一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大放厥词，说中国“公开诽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无助于化解西藏紧张局势”。西方一些国家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公然支持“藏独”活动。4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呼吁”结束“在西藏的镇压行动，释放那些在非暴力示威活动中被逮捕的藏人”；第二天，欧洲议会通过“西藏问题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首脑将“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作为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前提条件。4月22日，巴黎议会通过授予达赖“巴黎荣誉市民”的决议。德国网站透露，德国团体“瑙曼基金会”组织全球“藏独”反华活动，计划由美国国务院和“西藏流亡政府”协助制定，于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采取能产生公众效应的行动，把奥运会当作“影响中国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工具”。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的前沿组织——德里希——瑙曼基金会，“起决定作用地参与了当前的反华西藏运动的准备工作”。早在2007年5月，这个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声援西藏团体第五次国际会议”，“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达赖特使、美国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以及36个“西藏团体”、145个支持“西藏独立”的组织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的一份“未来数年西藏运动路线图”的“行动计划”，直接导致了拉萨“3·14”暴力事件和一系列破坏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会议还网罗了一批反华分子组成“西藏之队”，以实施“行动计划”。与此同时，“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势力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广泛民意，大肆破坏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

　　1998年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一份档案显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尼泊尔的2100名西藏游击队50万美元，给达赖喇嘛的津贴8万美元”，各项费用合计173.5万美元。“西藏基金会”公布，2005年至2006年“基金会”财政年度总收入中50%以上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拨款。2002年至2006年，有着政府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向达赖集团提供了135.77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援助。拉萨“3·14”事件发生前的2月27日，达赖集“九·十·三运动”还向NED紧急申请“活动家们应对危险时期的资金”。(西藏日报2008年4月23日)一名“自由西藏运动”的前核心成员曾披露，“自由西藏运动”得到了美、英、德等国“民主基金会”的巨额援助。

　　国际反华势力之所以与达赖集团一拍即合，对西藏局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则源自他们根深蒂固“中国崛起综合症”。法国《费加罗报》不久前发表题为《抵制的陷阱》的社论，认为在西方发生的支持“藏独”的活动中，“人权大旗”背后隐藏着反华情绪。

　　可以清楚地知道，“西藏独立”本来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实现其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野心而炮制出来的，它从一开始就浸透着帝国主义搞阴谋诡计的狼子野心，成为“分裂中国、霸占西藏”的同义语。所谓“西藏问题”的要害是“西藏独立”问题。而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西藏独立’是英美等西方列强分裂中国、妄图把中国西藏变为其殖民地的罪恶阴谋。现在，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创建和谐社会，西方国家又把它作为制衡中国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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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达赖以及分裂分子企图分裂祖国的图谋从来没有改变

　　西藏内部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所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最初不过是英国为了分裂我国西藏而抛出的一个钓饵，后来则成为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在帝国主义的怂恿挑唆下产生的一个梦想。这种分裂活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既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违背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藏族的根本利益。

　　达赖集团出逃后，不仅充当了帝国主义反华的工具，继续鼓吹所谓“西藏独立”、“高度自治”、“大藏区”等主张，还挑起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制造社会动乱，究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图谋，恢复自己在西藏已经失去的统治地位。达赖几十年来的言行充分表明，他根本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打着宗教幌子长期在国际上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达赖无论以什么名义、去什么地方活动，都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一股旨在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政治势力。特别是近年来，达赖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抛出“高度自治”、“大藏区”、“中间道路”、“真正的自治”等谬论，玩弄伎俩，混淆视听，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破坏社会的稳定。

　　达赖所表达的真实思想

　　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达赖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集团反复宣称，“达赖喇嘛早已表明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在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后，达赖又表白，“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者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达赖果真放弃“西藏独立”了吗？让我们看看事实。 　　达赖为“纪念”1959年3月10日发动武装叛乱，每年都要在这一天发表一篇讲话。从1960年到1977年，达赖在发表的12篇“3·10”讲话中，都坚持“西藏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多次誓言“始终坚持这个立场”。1978年以后，达赖看到国际形势于其不利，在此后几年的“3·10讲话”中，有意回避了“独立”的字眼。从1984年开始达赖又将“独立”的内容纳入“3·10”讲话中。为避免直接使用“独立”二字，达赖集团提出所谓的1987年“五点计划”和1988年“七点新建议”，提出所谓“中间道路”，其实质是从公开鼓吹“西藏独立”改为“变相独立”，从一步到位“独立”改为分步骤实现“独立”。

　　鼓吹“西藏独立”的观点。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十四世达赖喇嘛一方面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口号。另一方面，每当他认为形势对其有利的时候，总要公开地表露西藏独立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期间，十四世达赖喇嘛曾放肆地表达过西藏独立的立场。

　　1990年9月5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曾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了西藏独立以新的勇气和力量。”1991年8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活动时甚至说：“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但在形势对其不利时，就不再在公开场合赤裸裸地宣扬西藏独立，更多的是使用隐晦的说法，比如把以前所说的“西藏独立”，变换成“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争取西藏的自由”，等等。不过，十四世达赖喇嘛仍有说漏嘴的时候，近几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声明、访谈，仍称西藏为“国家”，把西藏与中国并列的口气、语气依旧未变。

　　近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诸多场合反复宣称，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改行“中间道路”，似乎达赖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但凡了解“西藏问题”的人都知道，“中间道路”也好，“真正自治”也罢，都是达赖西藏独立“三步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即第一步通过谈判先回到境内来，使西藏独立活动变得更直接、更有影响、更易见成效。第二步是通过“真正自治”实现夺权。第三步是通过“全民公决”最终实现大西藏独立的梦想。十四世达赖喇嘛“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的欺骗性，是连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人及其支持者都承认了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一语道破“真正自治”的真正目的。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桑东更是清楚地解释到：“西藏首先在‘中间道路’下实现大西藏自治，再过20年后，在大西藏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的前途。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办的《西藏杂志》编辑顿珠次仁，他在2004年撰写的《越过希望与想象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章中也承认：“达赖喇嘛西藏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的要求，无异于西藏独立。

　　达赖别有用心地煽动民族纷争。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达赖集团不断呼吁“西藏问题不容漠视”。“西藏问题”成为他们博取西方支持、向中国施压的工具。据达赖集团说，“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民族问题”，企图挑起民族矛盾进而达到他分裂祖国的用心十分陷恶。历史不是玩偶，现实不容捏造。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汉藏两个民族自古就是一家人。汉藏友好的故事绵延千年，早已将两个民族兄弟般的情谊，融入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之中。藏族谚语说“相亲相爱，犹如茶和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和盐巴”。汉藏同胞在这次“3·14”暴力事件中，拼死相救、彼此扶助的行为，再次证明数千年历史铸就的汉藏民族团结牢不可破。

　　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和策划者。达赖到处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是“西藏人民的总代言人”，是“爱与非暴力”的和平卫士。2003年他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两三年内谈判没有结果，我就很难向年轻人解释我的‘中间道路’比要求独立更加有效”，“如果我的方法失败了，这些年轻人就有权拿起火炬，要求独立”，明显带有煽动、威胁的味道。达赖在欧美时多次声称：“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并呼吁有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联系起来，要求其支持者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行游行示威，并借此“宣扬藏人的请求”。1986年，以“要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为主题，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频繁召开所谓“西藏青年”第六次会议、“西藏妇女协会”第一次工作委员会、“西藏独立运动”工作研讨会、“流亡政府”双年会和九品以上官员特别政治教育会等所谓高层会议，策划拉萨骚乱。1987年4月，达赖又在达兰萨拉召开各种会议，拟定在西藏进行一系列骚乱分裂活动、组织非法游行示威、制造社会动乱的行动计划，随后“藏青会”不断派人潜入拉萨和西藏各地密谋策划，企图里应外合制造动乱；而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和24日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则是9月27日开始在拉萨连续发生严重骚乱事件的直接原因。而拉萨每次骚乱后，达赖都要发表讲话鼓励一番，并且要求骚乱分子再接再厉。1987年10月7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演讲，表示对拉萨骚乱“完全支持”。1988年3月6日拉萨骚乱过后的第五天，达赖又在一个集会上对拉萨骚乱进行大肆鼓动。在拉萨制造多起骚乱屡遭失败后，达赖仍不死心，继续鼓动骚乱闹事。1991 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拉萨“3.14”暴力事件的当天，达赖说：“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

　　达赖以他的行动实践着他企图分裂祖国的梦想

　　上世纪60年代，达赖及其分裂集团在境外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各种组织并重新组建叛乱武装，公开进行武装分裂，严重影响边境各族人民的安全和生活。1960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网罗外逃的追随者，召开了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内设安全、外交等部门，并在国外藏胞中收取“独立捐”。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并在我国边境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1963年，颁布所谓“西藏国宪法”。1991年，对“宪法”又作了修改，规定：“达赖任国家首脑”，“达赖喇嘛可以直接通过下层官员发布命令”。达赖集团还组建了一些所谓的“民间社团”，其中，“藏青会”、“藏妇会”等充当了“藏独”活动的急先锋。1970年在印度成立不久，“藏青会”部分成员就宣布“将永远使用暴力”。时任主席才旦诺布还公然宣称：“将使用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任何手段。”从那时起，“恐怖”就成了该组织的一个标签。“藏青会”前主席格桑平措在2003年毫不掩饰地宣扬“暴力宣言”。3·14事件前后，“藏青会”无耻地喊出：“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也要‘恢复’西藏的‘独立’”。3月15日，“藏青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中执委会议，一致通过“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在“藏青会”的组织章程中，明确提出“遵从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不惜生命代价，勇往直前”。这说明，“藏青会”完全是达赖进行“藏独”分裂活动的暴力工具，达赖拼命撇清自己和“藏青会”的关系，显然欲盖弥彰。

　　编辑、出版和发行大量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篡改历史，编造谎言。开办广播、网络等进行政治蛊惑和分裂煽动。达赖及其分裂集团在境外开通对西藏的藏语广播，制造和散布大量谣言，进行政治蛊惑和分裂煽动。达赖伙同美国、挪威、印度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华势力，开通了针对中国藏区的70个频道的广播，用拉萨、康巴、安多方言全天播音。此外，达赖集团还通过各种渠道，将上百种“藏独”宣传品偷运进境内藏区散发。大搞情报活动，在中印、中尼边境地区设立了300多个情报站和联络站，手下有几百名特务从事对境内藏区的情报搜集活动。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流亡政府”机构。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4月在印度穆索里组建的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仅设教育、外交、财政、宗教等四个部。而2006年9月组建的第十三届“西藏流亡政府”，却设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等七个部。从构架上看，达赖集团建立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政治流亡集团。

　　灌输“西藏独立”的思想一刻都没有停止。西藏原本没有什么“国歌”和“国旗”，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后，为宣扬西藏独立，制作了所谓的“西藏国国歌”和“西藏国国旗”。其“国歌”歌词和“国旗”图案，是赤裸裸的“西藏独立”宣示和标识。国外藏人及其支持者自拍的有关国外藏人的影视片显示，在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口号以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重大活动，以及国外藏人学校开学典礼等活动，都要组织国外藏人及其藏族学生唱伪“国歌”、升伪“国旗”。

　　达赖为了达到复辟、分裂的政治目的，拿藏传佛教作筹码，自1987年起，先后与世界公认的邪教组织日本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五次会晤，相互勾结和利用，同流合污，严重败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在藏传佛教内部，达赖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禁止信奉“杰钦修丹”(具力护法神)，迫害信教群众。达赖的这一闹剧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强烈反对。事实证明，达赖是一个披着“宗教领袖”外衣、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客。藏传佛教在他手中只是一面可以任意悬挂的旗号，他身上的袈裟只是一块可以任意搓捏的泥团，一件可以随时适应他的虚伪性而变幻的道具。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败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扰乱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

　　综上所述，达赖一刻也没有停止他千方百计地破坏西藏的稳定，阻碍西藏的发展，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达赖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一个以从事分裂祖国活动为职业的反动政客，是我区发展稳定的最大障碍，也是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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